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承担的《我国的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问题研究》课题，其最终成果是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这项成果认为，由于经济体制转换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及我国现阶段体制条件的变动性、复杂性，宏观经济调控中任何单一的控制方式都可能失效，或付出很大代价，因此，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应采取多种双管齐下的近期对策，并保持其相互协调。
一、总量控制和结构控制相配合。在完善总量控制的同时，应把重心放到结构调整上，以校正产业结构的倾斜度。1、在压缩基建规模的同时，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把预算内资金投向短缺严重的部门，如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部门。2、对预算外资金，国家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也可通过设计出新的替代方案或通过创造需求，引导企业和地方把资金投向社会需要的部门，以改善供给。3、调整资产存量。一是打破部门、地区所有制限制和条块分割，通过横向联合，使一部分产品严重积压的企业利用现有设备生产市场所需产品，使一些长线企业通过专业化协作，成为短线部门的配套企业；二是组织固定资产的交易和租赁市场，使一些闲置的设备能及时有偿地转让、出售或出租给其他企业，在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提高短线部门的供给能力。
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配合。在总需求过大和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既要重视总需求管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防止经济周期性震荡，又要重视结构性需求管理，对结构性需求膨胀或需求不足的部门实施不同的对策，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由于需求管理本身的局限性和我国现有经济条件的限制，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难以实现供求的动态平衡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还须配合运用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实质上就是为实现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而改善供给条件，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益，在当前可采取以下对策：1、硬化企业预算约束，使企业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自主地作出经营决策，增加有效供给。2、稳定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刺激企业的经营积极性。3、灵活运用产业政策作为供给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相配合。对企业经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是我国的改革方向，但是宏观控制方式的转轨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与体制的转换密切相关的。间接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新体制的运行机制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不面对现实，只从抽象意义上判断控制方式的优劣，盲目放弃在现阶段所必需的直接控制方式，很可能造成经济秩序紊乱。当然，“一刀切”的行政控制方式尽管短期有效，但代价太大。在新体制因素已开始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完全可以配合运用间接控制方式，变“急刹车”为“软着陆”，否则就可能扼杀新体制因素，导致经济的急剧波动。随着新体制因素的逐步壮大，直接控制手段应逐步减少，间接控制手段应逐步增加，但两者必须衔接好，从而使宏观控制方式成为促进新体制因素增长的有效手段。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随着改革的深化，银行信贷资金在社会资金总量中的比例急剧提高，货币政策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提高宏观调控效果，客观上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当前财政支出仍需量入为出，严格把关。货币政策则应相对宽松一些，但对企业的基建贷款仍需严格审核制度，防止信贷规模再度膨胀。为了搞活企业，对流动资金贷款可适当松一些，以增加中间需求。当然，流动资金的供应不能从“一刀切”的紧缩转向全面放松，而应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通过制定不同的贴现率，支持重点或短线的行业与企业，提高企业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和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不足规定比例的贷款利率，使流动资金积累比例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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